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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的澎湃往事

2018-07-09 来源:人民网

  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就此,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弄堂学校,鹤鸣九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以此文重温那一段建党初期的红色记忆。

  “稚子可教也!”

  这所大学原名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陈绩武、会计汤石菴等打着“提倡新文化”的旗号,广为招生敛财,然后携款私逃,不料东窗事发,酿成学潮。学生强烈要求改组校务,重组后的董事会吸收了学生的意见,更名上海大学,隆重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于右任先生,一个生性散淡的人。他深知这所学校的前身颇为复杂,并不想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当时还是中共党员的副校长邵力子先生三顾茅庐上门邀请,无奈之中于右任答应先去看一看学生再定。这一天细雨蒙蒙,于右任轻车简从来到闸北青云路323号的青云里上海大学校舍,只见一百多名学生冒着细雨,任凭雨水打湿了衣衫,一动不动地站在校门口的马路上恭候未来的校长。于右任感动了:“稚子可教也!”他认为这样的学生是大有希望的,决心留下来担任校长。

  但是要办好一所学校,一定要有最优秀的师资。于右任自感身单力薄,决定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帮忙。他甚至还向李大钊提出,把上海大学交由共产党来办。李大钊考虑再三,认为共产党刚刚创立不久,学校还是由国民党出面来办比较好。但共产党一定尽力帮助国民党将上海大学办好。他派出了两位中共优秀的领导人到上大参与办学,一位是邓中夏,担任了上海大学总务长;一位是瞿秋白,担任了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最重要的社会学系主任。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新的董事会。孙中山担任名誉董事,董事中几乎囊括了国民党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汪精卫、蔡元培、章太炎、张静江、邵力子等。但董事会的委员长为邓中夏。两位共产党人出手不凡,邓中夏在他拟定的上海大学章程中明确表示:“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而瞿秋白在1923年8月2日的《民国日报》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强调“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

  这时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大革命的浪潮已然掀起,报考上海大学的学生从160多人猛增到400多人,闸北青云里容纳不下了。于是从1924年2月起,上海大学搬迁到西摩路29号的时应里,也就是今天恒隆广场的所在地,并同时租下了敦厚里、甄庆里等民房当校舍或学生宿舍,上海大学步入辉煌的时刻。

  “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

  当时在上海大学担任过教师或经常来讲演的有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任弼时、萧楚女、高语罕、吴玉章、郭沫若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也来做过演讲。在上海大学读过书的学生有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丁玲、杨之华、李伯钊、匡亚明、柯伯年、阳翰笙、饶漱石、陈伯达、康生(当时名叫赵容)等,以及国民党中较为出名的张治中、邱清泉等。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初创期间国共两党都希望上海大学能派遣一些教师以及调拨一些学生到黄埔军校去,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派遣了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赴黄埔任教,张治中、邱清泉等也是在这一时期赴黄埔的。

  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老师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瞿秋白。当时瞿秋白刚从苏俄回来不久。

  丁玲在其自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写道:“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

  上海大学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上课在石库门弄堂里,教室与学生宿舍也在时应里附近的几条石库门弄堂。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上大是一个正式的学校,仅社会学系就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经济地理、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等20余门课。”学生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以后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遵义会议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投下了非常关键一票的王稼祥,当年19岁,他在给自己堂弟王柳华的信中写道:“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在上海大学的这段经历,是他走上革命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上海大学这所红色学府的师生中,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担任过党中央历届政治局常委、委员职务的有十余人。这样一座红色学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已经流传了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文有上大,武有黄埔”。